商事法律实务杂谈:(一)公司对外担保突出争议问题

2018-09-27 来源:致高律师 浏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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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决议对担保效力的影响

二、相对人审查义务(善意)的认定

三、特殊公司主体关联担保效力问题

 

 

公司向公司外第三人提供担保(下称:对外担保)在公司商事活动中的使用已极其普遍且重要。

 

对此,尽管有公司法第16条、第148条作为把控尺度,但受制于我国传统民事法律思维及成文法法律传统滞后性的影响,对诸多突出问题未形成统一司法裁判的标准,即便是最高院的既往判例,对同质事项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认定。

 

统计显示,2015年法院审理的与公司担保有关的案件为13280件、2016年为18126件、2017年为19186件。统一司法认定标准的缺失导致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预测性功能受损,并进一步引发商事活动中大量与公司对外担保有关的争议,且逐年呈上升趋势。

 

在诸多争议纠纷中,最为重要且突出的表现在决议对担保效力影响、相对人审查义务(善意)的认定,以及特殊公司主体关联担保行为效力问题三个方面,以下分述。

 

 

 

一、决议对担保效力的影响

公司法16条要求公司对外担保须经决议确定,可问题在于,若无决议或决议瑕疵情况下,是否对已经签订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构成影响,对此的不同理解认识,形成了司法判例截然不同的结果。

 

既往的学界及司法审判人员的多数运用传统民法上的“无权代理(代表)“制度规则解释公司决议与担保效力之间的关系,倾向于认为决议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认为:”公司法16条对须决议的要求属于公司内部程序,不能约束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公司法16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反次决议要求不会对已经依法签订的担保合同效力构成影响“。

 

此观点至今在司法审判中的接受度颇高,各地方判决乃至最高院的判决,如(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2014)民一终字270判决、(2015)民申字2538号判决都持此观点。

 

相反的,商法学领域普遍认为决议的缺失构成对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而决议的瑕疵则要视其具体瑕疵的情况判断是否对担保合同的效力构成影响。认为:决议构成订立担保合同的前提条件,该条件为公司法所明确规定,无论公司自身亦或是担保合同对方(下陈:相对人)都应推定为知道该规定,不能以“不知“为由推定其为善意,即最高院(2014)民一终字270号判决所体现的裁判意见。

 

前述两种观点,决议不影响效力的观点看似有更为严谨的民法理论做支撑,也更易为人所接受。

 

然而,此观点将导致对合同法16条规范公司运作,保护公司及股东利益这一核心立法意旨的根本绞杀。而对相对人“不知情“即为善意的推定,即便在合同法体系内,也远超出了对交易安全、稳定性及善意相对人利益保护的法益要求,导致了实质上助长公司人员恶意对外担保行为,以及相对人恶意获取公司担保的恶性后果发生,是以牺牲交易实质安全、公平性为代价或换取的交易稳定性及形式上的安全性,更是对相对人过度保护到对其审慎义务”纵容“的程度,实不可取。

 

事实上,决议影响担保合同效力的观点已开始越来越被审判机关所理解和接受,近期所热议的《最高人法院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稿)(下称:”公司担保解释稿“)也作出了同质的认定,可见最高院似乎也认识到了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并有意回归原本应有的商法逻辑,在公司16条的解释上,回归到维护公司权益尤其是少数股东权益的立法本意上,为这一突出争议问题打上补丁!

 

公司法律实务上,在司法解释并未正式明确前,也应高度重视依据公司法16条的规定,结合章程制作或审查决议这一技术性环节,避免担保效力风险!

 

 

 

 

二、相对人审查义务(善意)的认定

决议对担保合同效力构成影响,则必然会引申出相对人对决议的审查义务问题(又称:审慎注意义务),尽到审查义务的相对人方才构成公司对外担保意义上的善意,其依据担保合同所享有的权益才应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反之则不予保护。

 

于此,明确相对人审查义务的方式、内容就成为了判断相对人是否尽到审查义务,是否构成善意的基础和源头。

 

 


以往对审查的方式,存在实质审查与形式审查之争,目前这一争议基本消除,统一认为应为形式审查,且只要订立合同时履行并满足形式审查义务的要求,嗣后即便该决议被认定为无效、被撤销、不生效,也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

 

就审查的内容,学界至今没有统一意见,司法审判上更是普遍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公司担保作业过程中则更多依赖于公司内部法务或所聘请的律师的经验及专业判断。“公司担保解释稿“对相对人审查义务给出的意见为:决议是否经法定及章程所规定的多数通过,以及参与决议表决人员是否为公司章程载明的股东或董事等。

 

依据此意见,进行要素分解,相对人对决议内容进行审查的要素包括对象要素及标准要素两类:

 

1、对象要素:通过表决的数量,决议人员;

 

2、标准要素:是否符合公司法16条、公司章程的规定。

 

事实上,前述对象要素、标准要素的审查应为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基本构成内容,即使在目前并未形成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也应以此而要素进行审查,并注意对公司即行有效章程的获取。

 

 

 

三、特殊公司主体关联担保效力问题

 

此处特指一人公司及国有独资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按照公司法16条第2条规定,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机关为股东会,第3款规定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须实行关联表决权回避制度。而根据一人公司及国有独资公司股东(出资人)的仅为单一主体的特殊性,无股东会,即无法形成股东会决议,更为甚者,若适用关联表决权制度,由于无关联股东的缺失,将导致此二类公司永远无法做出无关联关系的决议,即公司永远无法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形同实质上剥夺了此二类公司股东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权利(行为)能力。

 

基于以上原因,既往审判观点大多认为,公司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系任何公司股东都应享有的固有权利(行为)能力,既然一人公司的股东可以行驶股东会的全部职权,就应当包括做出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债务担保的决定,若有导致剥夺公司股东此权利的制度和行为,则应受到适用性上的否定性评价。四川省高院(2014)川民提字334号判决即体现了此种认识,最终得出一人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不适用公司法16条的结论。

 

 


无可争议的是,关联表决权回避制度适用于一人(国独)公司相当于剥夺了公司股东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权利,然而这一权利是否固有或必须赋予,需要进行法益判断,并非一旦导致其不享有此权利的后果就应予以否定性评价。

 

公司法16条位于总则一章,从编排体例来讲,若无特别说明予以排除,则应适用于本法锁涉的任何公司类型,这属于法律适用性上的当然解释,而一人(国独)公司由于股东的唯一性,本身极易引发财产、责任等权利义务混同的问题,股东、实际控制人易于利用公司规避个人债务,损害公司利益,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种种特殊要求即旨在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避免公司与股东的财产、责任等发生混同。

 

若否认公司法16条对其的适用,其后果正好与前述立法意旨背道而驰,实不可取。“公司担保解释稿“也明确指出一人(国独)公司为其股东(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从商事实务操作来讲,即便目前此解释并未得以实施,然而突出争议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实施的风险性,应尽量避免直接在一人(国独)公司性质下实施关联担保,在技术性处理措施上可考虑变更公司形式后再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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