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竞合适用之正当性及限制——兼评保险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条

2015-10-20 来源: 浏览:0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审判实践中选择说或排除说之适用

1、我国保险解除权和合同撤销权争论概述

保险法第16条第23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该条明确了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享有解除权。该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一是主观期间,自保险人知道之日起三十日,该期间为除斥期间;二是客观期间,在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为可抗辩期间,超过该期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同时,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55条规定了合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1年,自撤销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由于我国保险法对于投保人欺诈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可撤销情形,保险人能否行使撤销权未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难题,各地法院裁判标准不一。

2、排除说:以保险解除权排除合同撤销权

案例1张某有长达20余年的乙肝病史,曾于20096月至7月入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硬化及乙肝病毒携带。同年11月,张某向保险公司投保,并在保险合同第6E“是否现在患有或曾患有肝炎病毒携带、肝硬化”,与其对应的(否)栏内打勾。2012126日,张某因肝硬化病故。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保险公司享有二年可抗辩期间,无论被保险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均应适用保险法第16条二年不可抗辩条款,排除合同法第54条关于欺诈条款的适用。

案例220091116日,申X被医院确诊为“左胸壁小细胞恶性肿瘤,符合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并治疗,2010114日出院,同年29日,其母田某作为投保人,申X作为被保险人投保“国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A)”,在病史询问中的是否患有或接受治疗过疾病项中全部为“否”,申X20131031日病故。法院认为,保险法是调整保险合同领域法律关系的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保险法已经就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赋予保险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行使解除权,保险公司主张撤销权与法律规定相悖。

上述两个判例均采用排除说的观点,关于排除说的支持者,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即保险法与合同法属于相同位阶的法律,但保险法出台时间晚于合同法,且相对于合同法,保险法属于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排除合同法上撤销权的适用;二是针对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导致保险人基于错误的意思表示承保,保险法第16条已经赋予保险人救济的权利,即在二年的可抗辩期间解除合同,但保险人怠于行使该权利,再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将导致保险法的不可抗辩条款形同具文;三是我国当前保险市场操作不规范,如果保险人在解除权之外享有撤销权,等同于放纵保险公司粗放式承保,不利于当前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严格适用保险法16条的不可抗辩条款,加大保险公司全面严格审核的义务,符合我国当前保险市场的现状;四是解除权和撤销权在立法目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方面实质是一致的,没有必要对保险合同效力进行重复性评价。

3、选择说: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可择一适用

案例3尚某为有资格的保险从业人员,其于2009104日—20091027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并被确诊为左肺癌IV期。同年1116日,尚某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华夏福富有余》保险,保险金额120000元,年保费6000元,受益人为其丈夫温某,保险公司就尚某是否患有癌症或因重大疾病住院治疗进行了专项询问,尚某告知没有前述情形。2012111日,尚某因肺癌死亡。法院审理认为尚某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构成欺诈,由于保险法没有规定撤销权,保险公司有权以合同法54条行使撤销权。

案例42009114日,王某被医院诊断为食管中段癌并住院治疗,20111024日,其子王甲为王某投保“人保寿险和谐人生终身寿险(万能型)A款”。在询问是否患有恶性肿瘤、尚未证实为良性或恶性肿瘤时均填写“否”,2014614日,王某因食管癌去世。法院审理认为,王甲隐瞒其父患有癌症的事实予以投保,属于合同法第54条所规定的欺诈,撤销保险合同。

案例34直接适用合同法第54条支持保险人行使欺诈撤销权。支持选择说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是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也是最大善意合同,保险法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正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对于投保人的恶意欺诈行为,无论是否超过二年,都不应当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二是机械适用二年不可抗辩条款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导致投保人恶意投保,或发生保险事故后故意隐瞒直至二年后要求理赔,与“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益”原则相悖;三是合同法撤销权与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解除权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方面均存在不同,形成择一的法条竞合关系,保险人可以自行选择适用的请求权依据;四是保险法对于撤销权并没有规定,属于法律漏洞,在特别法没有做出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一般法的合同法具有逻辑上的正当性。

由于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对该问题长期以来难以形成共识,各地审判实践中的不同认识导致审判结果的迥异,需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该问题予以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0条规定:“【解除与撤销关系】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超过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的行使期限,保险人以投保人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保险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另一种意见】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要求撤销保险合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论最终采纳第一种意见还是第二种意见,均应当有其充分的法理支撑。

二、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兼容——法律规范的制度性竞合及适用

1、保险解除权与欺诈撤销权要件解构

保险法第16条赋予保险人两种情形下的解除权,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退还保险费。保险法解除权构成要件为:1.投保人就保险人询问的事项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2.投保人主观上具有过错,即故意或重大过失;3.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与保险人基于错误认识的承保行为具有因果关系;4.保险人主观上不具备可归责性,如果保险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而承保,则构成弃权,保险人不享有解除权。我国合同法第54条对于因欺诈导致的合同撤销权构成要件为:1.具有欺诈行为;2.当事人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3.撤销权人基于对方欺诈而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为意思表示;4.欺诈行为和撤销权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为的意思表示具有因果关系。从保险法因故意而导致的解除权和合同法的欺诈撤销权构成要件分析,两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客观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与欺诈一致;主观上,投保人或欺诈方均具有故意情形,且保险人或撤销权人在主观上不具备可归责性;因果关系上,未如实告知或欺诈直接导致保险人或撤销权人陷入意志不自由状态做出意思表示或行为。同时,投保人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基于错误的认知承保,保险人基于重大误解亦可导致合同法上的撤销权。

2、保险解除权与欺诈撤销权法效比较

通过构成要件的比较可以看出,保险解除权制度有别于合同法上的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符合法定解除条件被解除后,发生财产返还问题,如果一方过错导致合同解除的,解除权人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同时,可撤销法律行为被撤销后,被视为自始无效并适用关于无效法律行为之规则。可撤销事由一般涉及到撤销权人意志自由之维护问题,为了矫正受到侵犯的意志自由。故合同解除和撤销是相类似的制度,但两者设置目的、所适用的情形均有所区别,实践中并行不悖。而保险法第16条所确定的解除权是基于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对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在三十日除斥期间或二年可抗辩期间解除合同后并不发生回归的权利变动问题,即不负退还保险费的义务,故保险法上的解除权不仅是法定解除权,在解除的法律效果上亦有其特殊性。但对于投保人重大过失解除保险合同的,如果发生合同法上重大误解导致的撤销权,其两者的法律效果一致。撤销权的行使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保险人收取的保费失去合法依据,产生不当得利的返还问题,至于保险人因投保人的过错产生的信赖利益损失,保险人自可另行主张。

从竞合理论来看,两条法律的规定存在着交集的状态,法条之间为相互竞合之关系。我国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之交集,一方面,在于投保人因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同时符合保险法的解除权和合同欺诈导致的撤销权构成要件,但在法律效果方面存在不同,即解除权的行使不退还保险费,而撤销权的行使发生保险费的返还;另一方面,在投保人因重大过失而被解除合同时,与行使重大误解撤销权法律效果一致,均应返还保险费。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同时适用保险法第16条的解除权和合同法第54条的撤销权(投保人故意对应欺诈撤销权,重大过失对应重大误解撤销权),发生法律规范的竞合,对于该竞合是否必然导致排斥适用,则需要通过立法目的、法律效果等方面予以分析。只有当法效果相互排斥时,逻辑上的特殊性关系才必然会排除一般规范的运用,盖如不然,则特殊规则将全无适用领域。尽管相对于合同法,保险法属于规范保险合同领域的特别法,但只有在适用一般法的规定导致特别法的某些条款完全无适用领域时,才会导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适用。撤销权的立法目的在于意思表示不自由或瑕疵意思表示的规制,无论是欺诈或是重大误解导致的撤销权,其背后所隐含的主要法律价值是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赋予诚实守信一方撤销权以限制不诚信行为;而保险法第16条基于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原则设置,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显然违背诚信原则,赋予保险人解除权的目的在于对不诚信行为的打击,两者背后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一致。既然保险解除权和合同撤销权在立法目的价值取向、构成要件方面具有一致性。对于两者适用的比较,关键在于法律效果,如前所述,投保人故意的情形,保险人无需返还保险费,重大过失则需要退还保险费,而无论是基于欺诈还是重大误解撤销合同,都会产生保险费退还的效果。

3、保险解除权和合同撤销权规范竞合——基于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考察

在考察保险法解除权和合同法撤销权的规范竞合问题时,应当区别投保人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形。在投保人重大过失情形下,在立法目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解除权和重大误解撤销权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适用合同撤销权的规定,将导致保险法第16条的三十日除斥期间和二年可抗辩期间的解除权没有适用的领域,形同具文,故在投保人重大过失时,保险人应当严格适用保险法第16条关于重大过失解除权的规定,排除合同法重大误解撤销权。“于错误情形,应排除民法之适用,因为告知义务人并无恶意,其利益有予充分考虑之必要,即排除重大误解撤销权之适用。”但在投保人故意的情形,保险人在三十日的除斥期间或二年的可抗辩期间行使解除权,将不退还保险费用;如果保险人选择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欺诈撤销权,则需要退还保险费,法律后果迥异。实际上,现实中存在争议最大的是重大疾病险或人寿保险,如案例3,温某所投保的金额120000元,年交保费6000元,在二年可抗辩期间,保险公司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自然会选择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公司对于该类人寿保险,一般设置较长的保险期限,如保险公司在二年之后发现投保人的恶意欺诈行为行使撤销权,需要退还保险费(实际上为扣除手续费等费用后的现金价值,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对于投保人或保险受益人来说,并没有实际损失,只是没有因为不诚信行为获得额外收益,正如本杰明•卡多佐所言,无人应当从他自己的不公中获利或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占便宜。“于诈欺情形,应与民法规定并存适用,因告知义务人有欺罔保险人之恶意,对其利益自无保护之必要,否则因其不法行为,亦可获得不当利益,显非妥当。”综上,在投保人故意的情形下,保险法第16条的解除权与合同法第54条的欺诈撤销权在适用上不存在法效果上的排斥性。

法条间之逻辑关系并非单纯的逻辑关系,不得想当然地认为,在逻辑上具有特别与普通关系的法条间,在规范上一定有此种特别与普通关系存在。只要它们分别规定的法律效力不互相排斥,则他们纵使在行使的结果上并非累计式的法律竞合,而仅是像请求权竞合或请求权规范竞合的情形,在存在上得以并存。只有当系争法条分别规定之法律效力在存在上已规范地评价为不能并存时,且具有逻辑上之特别性的法条规定之法律效力排斥具有逻辑上之普通性的法条规定之法律效力时,该特别法才有必要排斥该普通法之适用。在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尽管同时适用保险法第16条和合同法第54条,但两者的法律效果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并行适用,构成法律规范择一的竞合。保险人选择适用,不存在特别法排除一般法的适用关系。此外,对于法律规范的竞合,只有在同时适用存在障碍或是法律明确适用特别法的情形,一般不应视为排除关系。

三、保险人撤销权的正当性——基于不可抗辩条款的解读

所谓不可抗辩条款,指的是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之后生存的时间超过二年,保险人就不能再以投保人投保时不如实告知、错误陈述、隐瞒重要事实等行为为理由而解除合同或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是人身保险合同中因投保时存在不如实告知而应用的一个特殊的保单抗辩规则,其目的是为了禁止因投保单中存在隐瞒和误告而对寿险保单的有效性提出争议,以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享有的寿险保单上的合理期待或信赖利益,加强保险公司对自身的风险控制。但投保人投保时恶意欺诈,一旦二年后发生保险事故,超过可抗辩期间,如果保险公司的解除权无法行使,亦无法通过合同法行使撤销权,将纵容投保人的不诚信行为,同时,对于保险人而言,构成反向优势(保险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处于劣势地位的投保人给予更多的利益倾斜,以纠正保险公司基于优势地位所形成的利益不平衡,这种情形反而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投保人的过度同情,造成对保险人的反向优势即实质劣势)。

1、不可抗辩条款的设计理由之一在于增加保险公司在投保时的审核义务,扭转我国当前保险行业粗放式承保的乱象,但超出必要的范畴易导致纠偏过度,毕竟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癌症等严重疾病的患者隐瞒病情投保,一一查证并不现实,且保险人的审核义务主要依赖于投保人体检结果及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而常规性体检是无法检查出癌症等难以治愈的疾病,投保人亦有可能通过他人代为体检的方式提供虚假的体检报告,过分强调保险公司的核保义务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其一,我国保险行业尚处于初步阶段,远没有达到国外的普及程度,保险化解社会风险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过于苛刻的审查标准将使得保险市场进一步萎缩。其二,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发达,国家和社会对于个人重大疾病等无法预料的灾难,所能提供的救助非常有限。而作为商业险的人寿或重大疾病保险恰好可以弥补该方面的不足,但不能基于社会保障的不足而过分强调保险人的社会责任。如果对于“病床上投保”的恶意欺诈行为,一律适用不可抗辩条款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仅对于保险人显失公平,对于期待通过购买保险分担人身风险的其他投保人亦不公平。毕竟,对恶意欺诈行为的保护将导致保险公司的成本上涨,而保险公司基于营利性的需要,将上涨的成本分摊到保费,使得诚实守信的投保人为上涨的保费买单,进一步抑制了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其三,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尽告知义务行使撤销权时,不仅要证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且需要证明具有欺诈故意,保险人证明标准较高,而行使解除权仅需证明投保人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主张保险解除权对于保险公司有利,可以促使保险人在二年内积极调查核实。其四,前述案例,均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确诊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后投保,在当前的医疗水平下,癌症等疾病患者生命一般都可以延续到二年后,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如不可抗辩条款完全排除欺诈撤销权的行使,将为该道德风险提供法律上的正当性,与任何人不得从自己违法行为中获益的法律原则严重背离。

2、从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意旨来看,最大诚信原则是该条款的适用根基,投保人基于保险人询问事项的如实告知义务实际上对保险人的保障,我国合同法对于解除权并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意味着解除权人解除合同期限宽松,且合同解除后发生费用的返还问题;如前所述,根据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因故意不告知而产生保险解除权时,保险人并不需要退还保险费,规定了比合同解除权更重的不利后果,是对于投保人不诚信行为的惩罚;同时,为了平衡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避免对保险人保护过度,设置二年的可抗辩期间,即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应当说该条款一方面给予投保人恶意欺诈行为更重的惩罚,另一方面给予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时间限制,很好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不存在偏重保护投保人或保险人的问题,将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目的解读为仅仅保护投保人并不合适。该条款在于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期待利益,而不是违法欺诈行为。

3、从我国不可抗辩条款的条文体系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第五十五条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但投保人故意不真实申报被保险人年龄构成保险欺诈的除外。”而正式颁布的保险法第三十二条却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六款的规定。”在保险法草案中对于故意虚报年龄的,保险人享有欺诈撤销权,并没有因二年不可抗辩条款而排除撤销权的适用,举轻以明重,对于比虚报年龄更严重的恶意欺诈行为排除撤销权的行使,显然不合逻辑。尽管正式颁布的保险法将欺诈除外条款删除,但删除的原因在于该除外条款与保险法第16条在逻辑上存在龃龉而广为诟病,并不是对保险欺诈撤销权的排除适用。且修订后的保险法在2009年正式生效,而有关保险条款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对于保险解除权和合同撤销权之争已久,立法者自然清楚,之所以未在立法中明确,笔者认为,应当是该条款的争议主要是政策导向问题,立法者有意对该部分不做具体规定,通过司法实践进行检验和考量后予以规制。

四、结语

我国保险解除权系对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惩罚,而合同欺诈撤销权系对当事人意志不自由的救济,尽管两者在构成要件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两者法律效果不同,各为独立之请求权,并非一律为法律适用上的排斥关系,恶意欺诈撤销权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救济途径,有效平衡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对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恶意欺诈行为,保险人有权行使合同法第54条撤销权,不属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情形。

尽管本文对保险人基于欺诈而享有撤销权的法理正当性予以支持,但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欺诈撤销权的适用应谨慎处理,不加区分地适用保险人欺诈撤销权,确会导致保险人撤销范围过广,不利于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平衡。对于一般性的欺诈行为,保险公司既不适用保险法16条的保险解除权,亦不享有合同撤销权;但对于恶意欺诈行为且该行为对保险人是否承保具有重大影响的,如投保人故意隐瞒既往病史、代替被保险人体检等情形时,应当允许保险人撤销权的行使。保险欺诈撤销权并非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应当立足于我国保险业现状的政策考量,明确限定撤销权的适用范围,法院在二年可抗辩期间经过后,应当考虑当事人双方的认知差距,严格审查并界定重大过失与故意的差别,即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未为告知,亦不得当然推定具有欺诈的故意。同时,由于我国撤销权没有最长期限的规定,参照最长诉讼时效,可能长达20年之久,撤销权的行使有致法律关系长期不稳定之虞,借鉴台湾地区撤销权最长10年的规定相对比较合理。或借鉴德国立法例,延长恶意欺诈的保险解除权可抗辩期为10年,排除撤销权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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